陈云和邓小平在会议上（资料图）

　　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有所改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他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明显改善，1972年4月，陈云返回北京。

　　4月20日，一辆蓝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停在石油机械厂门前，陈云向与他共事两年半的工人和干部话别。上午，陈云向工厂的负责人谈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和建议，他重复了他过去的一贯看法:“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国民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

　　4月22日下午，陈云登上了专门为他调来的软卧车厢，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陪同他回到北京。显然，陈云的地位和来时已大不相同。4月24日，陈云回到了北京。六天之后，他在国务院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但是，他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报纸上。6月，应周恩来的要求，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当时，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回到北京后，陈云曾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希望能安排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下面去做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王震、苏振华、杨勇等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又以副总理身份出现在报纸上。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两年多里，陈云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商品积压，工人失业，市场萧条。另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四分五裂，1969年中苏两国发生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苏联甚至威胁要用原子弹来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在东欧，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其他卫星国的极度不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纷纷向美国、西欧靠拢，抵制苏联。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实际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贸易往来。

　　在江西两年半之久，并未使陈云成为桃花源中人，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同时思索着我国的应变策略。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刚刚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希愈、副行长乔培新及负责外汇资金的李裕民等人。陈云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他把工作指作“打鱼”，把休息指作“晒网”。陈云既不喜欢打牌、打麻将，也不喜欢跳舞之类的娱乐，平日休息，主要是听评弹录音。陈云问李裕民:“你多大年纪了？”李回答43岁。陈云说:“听了很高兴，30多岁到40多岁，正是干工作的时候。”又问起在延安一起搞过财经工作的乔培新的年纪，然后感慨地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这最后一句话是指当时的国际形势。陈云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他还说:“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这些话，在改革开放进行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是毫无疑问的真理，然而，在当时，却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人们刚刚从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消灭资本主义尾巴”的狂风暴雨中走过来，外贸领域的干部几乎是谈“资”色变。进口外国商品必须供批判用，出口商品必须支援世界革命。所以，外贸活动几乎降到了最低限度，极左做法充斥其间，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虽然还在进行，却是只邀请“左”派商人前来，交易之前，首先赠送毛主席语录、像章，高呼革命口号，如果外国人能遵守这些政治要求，我方在交易中则可不计较价钱，甚至奉送，美其名曰“精神变物质”。有的狡猾商人来到中国，装模作样，好话说尽，骗得利润到手，回去把中国货上的工农兵商标换成大美人，加价抛向国际市场，大赚其钱。还有的外国“左”派自己就打成一团，乘坐同一架飞机来中国，一派从前门下，另一派从后门下，互不理睬，还要中国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促进“大联合”……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云竟然提出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贸易，还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确实让人为他的胆略感到钦佩，又为之捏着一把冷汗。

　　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康纳利、德斯坦、舒尔茨等的讲话、文章，以利用外资。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是否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陈云尖锐地指出:“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那些“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极左教条，陈云旗帜鲜明地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从陈云家中出来，陈希愈等人十分激动，决心以此为指导思想，打开利用外资的突破口。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今天来说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