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力挥(1920—1996)，出生于泰兴县黄桥镇一个富裕家庭，原名丽辉，赴延安参加革命后，为展示男儿风采，改名“力挥”。
    章力挥的祖父臣浩，原籍南京溧水，清光绪初年，随父到泰兴县城、黄桥镇创办仁源生药店，遂定居黄桥。
    章力挥6岁入黄桥小学读书。在黄桥中学读了二年初中后，于1934年转至上海大同大学附中读书。1937年夏，章力挥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大同大学附中高中部。“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夕，他回到家乡黄桥，与进步青年一起宣传抗日。不久，日军侵占靖江，逼近黄桥。为学习打游击，他组织了一支10多人的流亡宣传队奔赴武汉。起初，父母希望他在家继承家业，章力挥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都要亡了，还谈什么家呀!父母见他去意已决，只好含泪为他准备行装。母亲将一叠叠钞票缝在他衣服内，将10多只金戒指串在他的裤带上。临行前，父亲又将一个油纸包交给他，吩咐说：这是你祖父花了几十年心血收集的中药秘方，实在没办法，你就靠它混口饭吃。章力挥洒泪告别亲人，在南坝桥码头上登上一只木船，向姜埝方向驶去……

二

    辗转一个多月，章力挥终于到达武汉。他们先住在难民所，后来找到武汉大学丁燮和教授(黄桥人，丁西林的胞弟)，丁燮和慷慨地借给了他一套住房，后又介绍他进了蒋南翔、李昌主持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团”工作。但不久该团在国民党的逼迫下解散，章力挥遂转入“青年救亡协会”。在协会干训班上，他有幸聆听了邓颖超同志的教诲。章力挥的字写得很秀气，英文也学得不错，人又机灵，颇得邓颖超的赏识，邓颖超经常让他帮着抄写、整理讲稿等文字材料。
    此时，恰值董必武去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邓颖超推荐章力挥去当董必武的秘书。他铁着心要去延安学军事，将来回家乡打游击。邓颖超为他的天真烂漫、错失良机而深感惋惜。
    1938年4月，章力挥经师田手、赵君哲介绍，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未几，经考试合格，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临行前数日，他在丁燮和处遇到了喜剧作家、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章力挥欣喜地告诉他就要去延安的事，但言词间流露出有点舍不得从黄桥同来武汉的那些同学。丁西林说：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各走各的路吧。再说，你要看清今后的中国是谁家的天下。丁西林的话更加坚定了章力挥投奔延安的决心。
    1938年5月，章力挥抵达延安，当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军事，在高级政治队学政治。1938年冬，章力挥在瓦窑堡由王居义、石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形势需要，他调入八路军防毒训练班学毒气化学，毕业后任留守兵团司令部化学参谋、军政研究班教员。一年后，章力挥调任一野第385旅政治部文艺股股长兼教导队教员、宣传队导演。他的艺术生涯从此开始。
    在延安整风运动前，章力挥根据英文本翻译了苏联话剧《生命在召唤》，并由他导演演出。后来他又陆续导演了《白茶》《悭吝人》等话剧。整风运动后，他导演了话剧《李国瑞》《把眼光放远一点》、歌剧《白毛女》《赤叶河》、河北梆子《血泪仇》，以及小型歌剧共10多个。章力挥成了延安的大导演!
    由于他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绩，1944—1945年冬，他被选调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深造，专攻戏剧。毕业后调教导旅红星剧社任戏剧教员、导演，后来剧社改制为第16师宣传队，任队长、导演。
    在延安自卫战期间，章力挥自编自导了歌剧《抗击战》《黄甫庄》，宣传队随一野进军，由陕北演至西安、兰州。他又创作大合唱一部，由《西北文艺》刊用，其中《打骑兵》在第一野战军中广为传唱。
    在延安时，他的个人生活受到一场“红色风暴”的无情冲击。
    在军政研究班期间，他与袁静(后为著名作家，《新儿女英雄传》作者)相识，一番热恋后结为伉俪，并正式举行了结婚仪式。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袁静因来自白区，姐姐和姐夫又侨居美国，被怀疑为派遣特务，受到了极其严格的审查，行动失去自由。章力挥在高中读书时就养成了用英文写日记的习惯，到延安后亦复如此，有人汇报上去，章力挥亦因“特嫌”被隔离审查。但从他的英文日记中看到的只是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没有丝毫值得怀疑之处，3个月后他获得了自由。自此他再也不敢用英文写日记了，他将那本日记本连同他祖父那本中药秘方一起埋在了一棵大树下。后来，他随军队转战各地，等回到延安时，再也找不到那棵大树了。几十年来，他常为失掉那本秘方感到遗憾!
    章力挥因日记事审查结束后，曾多次给袁静写信，袁静在漫长的易地隔离审查中也曾给章力挥写了许多信，但两人都没有收到!袁静以为章力挥在战争中牺牲了，便重新建立了家庭，章力挥因此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1945年冬，章力挥认识了原华北联大学生、剧社主要演员佟燕，遂结为伴侣。由于与袁静的分手是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所以解放后数十年他们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三

    1948年秋，章力挥随军进了刚解放的西安，在几所大学教政治课。
    1950年1月，章力挥回到阔别13年的上海，任华东文化部新旅歌舞剧团团长。此后他历任华东文化部群文科科长、华东文化局社文科科长、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艺术组组长、文艺工作部艺术处处长、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国剧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这段时间他主要从事艺术行政领导，参加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各项重要活动，但仍不辍写作。他撰写了大量文艺理论文章及影剧评论，如《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载《文汇报》)、《新民歌——社会主义时代最美的诗篇》、《新民歌的特征》(载《解放》杂志，上海高中语文课本)《学习<红色宣传员札记>》、《浅谈<罗马十二点>》(载《上海戏剧》、《文汇报》)；多次写过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等等。他还创作和与人合作了儿歌集《向日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儿童话剧《小红军》(载《上海文学》，辽宁儿艺、上海儿艺上演)、电影剧本《曙光在前》(刊《电影创作》)、《万紫千红总是春》(刊长影《电影文学》)、京剧《激浪丹心》(刊《上海戏剧》，上海戏校上演)。
    “文化大革命”前，章力挥戏剧创作的主要成果是话剧《年青的一代》和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
    1963年，华东六省一市话剧会演在上海举行。章力挥任大会秘书长。预演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审查节目后认为《小足球队》《年青的一代》《血手印》三个戏要统统枪毙!章力挥则表示这三个戏虽然粗糙些，但有一定基础，可以改好。柯庆施要他拿出修改方案，并具体参加剧本修改。经过几十个日夜的苦战，三个戏都救活了，会演中都获得较高奖次。特别是《年青的一代》，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成了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剧中主角萧继业成了青年学习的楷模。
    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最初是由上海京剧院陶雄根据曲波小说《林海雪原》并参考同名话剧改编的，曾参加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1965年春，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红灯记》《沙家浜》来上海演出，获得成功。上海决定重新改编加工《智取威虎山》。1965年3月25日，上海市委宣布成立由章力挥、陶雄、高义龙、刘孟德、丁国岑5人组成的《智取威虎山》创作组，章力挥任创作组组长兼主要执笔。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要章力挥先看剧本，找出剧本存在的问题。章力挥对原剧本进行认真研究，认为这个戏在结构上存在“平、散、乱”的毛病，场次、线索太多，写得太平，唱词也一般化，水词儿太多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他拿出修改计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修改完毕。
    重新改编后的《智取威虎山》无论从剧本的文学性、结构的完整性，还是从唱腔的优美性来看，在8个“样板”戏中都体现了较高水平。
    关于章力挥在《智取威虎山》的改编中的作用和地位，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智取威虎山》创作组成员高义龙是这样评价的：
    第一，剧本中最出光彩的唱段都出自章力挥之手。如第四场的“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第五场的“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迎来春色换人间”，第六场的“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第七场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第八场的“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等等。这些唱段至今一直为人们广为传唱。章力挥之所以能写出这些大气磅礴、振聋发聩的唱词，主要是因为他有西北战场的生活经历、感受和体验，十多年的八路军生活，使他的笔端充满了革命激情。水管流出的是水，血管流出的是血!   
    第二，在结构、主题的确定上，章力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提高戏的思想性，他明确提出把剿匪斗争放在“美蒋勾结、假谈真打”的背景上，强调座山雕是一伙政治土匪。原剧本27场戏，结构上既平又散，观众的兴趣调动不起来。章力挥主张删去一些过场戏，又合并了几场戏，27场戏浓缩成了9场。在删繁就简的同时增加了一场，这就是第三场“深山问苦”。这场戏原剧本和小说中都没有，是章力挥创造性的构思。这场戏感情充沛，催人泪下，在结构上加强了一、二、三场之间的血肉联系，在深化主题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同时也解决了原剧没有女声部的弱点，可谓神来之笔。
    第三，章力挥在全剧的协调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章力挥原任《智取威虎山》创作组组长，剧本创作完成进入排练阶段时，章力挥被任命为《智取威虎山》工作组组长。章力挥负责全面协调全剧的音乐、舞蹈、美术、表演、导演工作，每一门艺术，逐一过堂，毫不马虎。一年时间，这个戏顺利上演，并获得了成功!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章力挥在《智取威虎山》的创作过程中，为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有关指示和维护艺术的完整性，敢于坚持真理，对江青的一些所谓“指示”公开提出不同意见，进行抵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党性和光明磊落的胸怀。如第七场戏，李勇奇起初对解放军缺乏认识，认为“自古以来兵匪一家”，后来少剑波让白茹为李勇奇的儿子看好了病，李勇奇的态度彻底转变了，决心“从此我跟定共产党把虎狼撵”(后“撵”改为“斩”)。江青看过剧本后认为这是反动的人性论，蛮横地决定要改本子，把白茹给孩子治病的情节拿掉。章力挥当面顶她：这怎么是人性论呢，这是革命的人道主义，是人之常情!事后，张春桥批评章力挥：你真笨!你怎么能顶撞客人(当时对江青的称呼)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力挥被扣上“反江青”的帽子，关进“牛棚”，遭受批斗、迫害。
    1968年，中央决定将《智取威虎山》搬上银幕，物色电影剧本的编剧人员。江青说：我还是找那个曾经骂过我的章力挥，我只记他的功，不记他的过。但上海市委副书记徐景贤(原来是章手下的一名文艺干事)为讨好江青，在传达她的“指示”时说：江青同志宽宏大量，只记他的功，不记他的过，我们造反派却要记他的过!章力挥再次受批斗、受迫害。自1966年冬至1976年冬，整整十年，章力挥一直在上海市“五七”干校劳动。其间，他曾两次离开“牛棚”，一次是1972—1974年间，让他再次修改话剧《年青的一代》；一次是要他写一个以造船厂为生活背景、反映“走资派还在走”为主题的剧本。他去江南造船厂体验生活两个月后，拒绝接受写作任务。他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没有看到什么走资派还在走，我不能违背艺术良心胡编乱造!
    章力挥的同事们这样评价他：章力挥不同于一般领导干部，他从不唯唯诺诺，他属于领导干部中有文人骨气的那种人。他十分反感风派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揭发他反江青，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有人说他投靠江青。章力挥说：我跟江青只是工作上的联系，我从没想去投靠她；当时江青的面目尚未暴露，我顶她也只是艺术上的争论，现在我也绝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反江青的英雄。

四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章力挥彻底“平反”了。他先在上海市文化局文学组任组长一年多。1979年，他受命组建全国第一个省市级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所成立后，章力挥任所长、党委书记。为研究所的建设、发展，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1、为促进戏剧创作，活跃戏剧评论，章力挥主编戏剧双月刊《新剧作》。1979-1986年，《新剧作》计出40多期，发表数以百计的论文、100多部剧本，推出了一批新人新作、精品力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五女拜寿》《张志新之死》《木棉花开了》《再见了，巴黎》等等。
    黄桥籍剧作家刘鹏春的扬剧《皮九辣子》也是首先由《新剧作》推出的。作者先将剧本投给江苏某刊物，该刊认为剧本揭示的矛盾非常尖锐，压了六七个月未敢发表。章力挥看过本子后，认为这个戏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塑造了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很有新意，当即拍板在《新剧作》上发表。后来这个戏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并获戏剧界最高奖——曹禺戏剧奖，刘鹏春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2、章力挥十分关心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在全国率先提出为老艺术家作艺术总结的倡议，并迅速实施，主持编写了俞振飞、丁是娥、筱文艳、袁雪芬等5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艺术总结(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艺术总结，为此，《解放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充分肯定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1979年12月，章力挥与高义龙采访袁雪芬及其家乡嵊县，此后又大量收集资料，撰写了《袁雪芬的艺术道路》，对袁雪芬的表演艺术作了更系统的总结，《文汇报》用18个星期在“戏剧与电影”版连载了此文。后经扩充丰富，1984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袁雪芬的艺术道路》一书。这是新时期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戏曲艺术家传，影响很大。
    3、章力挥十分重视与社会的联系。
    1979年，上海艺术研究所建立了电视部，数年中记录了800多部艺术家的演出记录，为今后的艺术研究工作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1979年9月，在他和袁雪芬的主持下，由上海艺术研究所和上海越剧院联合举办了“越剧尹派艺术演唱会”，在容纳万人的文化广场演出两场，气氛热烈，欲罢不能。这是新时期我国首次举办戏曲艺术家流派演唱会。1983、1986年，上海艺术研究所又两次与越剧院合办“上海、浙江越剧革新研讨会”。
    章力挥在艺术行政领导干部中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80年代初他虽已年逾花甲，但仍积极发起并参与了一些艺术团体的活动。
    在此七八年间，章力挥在戏剧理论建设方面撰写了大量文章，如《中国戏曲的审美特征》(在全国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讲话，后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美学与艺术讲演录》)、《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京剧<智取威虎山>的表导演谈起》(收入《戏曲现代戏导演、表演艺术论文集》)、《跟上生活前进的脚步》(中国戏剧出版社收人专集)、《喜剧的创新与戏剧观的更新》(湖南出版社《喜剧论文集》)、《欲美必新，新而为美》、《让越剧之花开得更鲜艳》等等。
    1984年，他在戏曲年会上致开幕词，针对戏曲界对传统抱残守缺、对剧种特点理解僵化的倾向，提出不但要纵向继承，还要横向借鉴，吸收新的营养，解放思想。这个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成了整个年会的贯串线，并在全国戏剧界引起轰动。对“纵向继承、横向借鉴”这个命题的争论，在中国剧坛持续了两年之久。实践证明，提出这个命题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普遍意义。作为一位学者，章力挥的思想是开放的，是始终站在前沿的。
    他还主持了国家重点科研课题，担任《中国京剧史》主编和《中国戏曲志·上海卷》副主编。《中国京剧史》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发行时《解放日报》《文汇报》发了消息，评价它是一部规模最大(120万字)、内容最丰富翔实的京剧史著作，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在此期间，他仍钟情于戏剧创作，有话剧《总有人走向雷电》(与汪天云合作，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电视剧《春风吹又生》(刊《新剧作》)、《生活的脚步》(中央电视台播放)等等。他去世前不久，还策划了电视连续剧《千堆雪》，他的儿媳、著名电影演员吴海燕主演兼制片人，此剧由央视和多家省电视台播映。
    章力挥还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活动。1961年夏，上海越剧院应金日成主席之邀，组成中国上海越剧团赴朝鲜演出越剧《红楼梦》。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受到金日成接见。该剧团由朱光(北京市副市长)任团长，袁雪芬(上海越剧院院长)和章力挥任副团长，章力挥兼党支部书记、秘书长。出访前，袁雪芬、章力挥拜望了邓颖超，演出结束回国时，周总理接见了剧团负责人及主要演员，并设家宴款待，与他们合影留念。章力挥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1972年在“批林批孔批周公”时，章力挥公然把这张照片端端正正地放在办公桌的台板下，很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980年春，章力挥与李泰成(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率领中国上海杂技团赴美，在纽约、华盛顿、费城、芝加哥等6大城市演出2个多月，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该团由李泰成任团长，章力挥任副团长兼支部书记。此次活动是商业性演出，是改革开放后的首次尝试，为以后的出国演出积累了不少经验。
    1996年1月22日，章力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