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肇经是辛亥革命以后对我国近代水利事业发展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既是我国第一个现代水利科学试验研究机构——中央水工试验所(后改称“中央水利实验处”)的创始人和长期领导者，又是我国第一所现代水利高等学府河海工科大学的首席水工教授和我国第一所综合大学(中央大学)水利系的创立者；他是国际知名的水利、市政工程专家和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先驱者，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工务局、青岛港务局和全国最高水利行政机关——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后改为水利司)的主要领导职务，主持上海市政建设和全国的水利建设及管理事业多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称郑肇经先生为“我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元老”，这是很确当的评价。

少年立志，献身祖国水利事业

    郑肇经(1894—1989)，江苏省泰兴县(今泰兴市)人。祖籍河南荥阳，北宋时迁至浙江兰溪，祖先以医为业，清道光年间至泰兴落户。父辈昆仲三人，郑肇经是三房郑子宗的长子，字权伯，一作泉白，号衡庐。1岁时由其祖父郑琢斋、祖母张氏决定立为大房长子。其养父郑宝山思想开明，致力于创办实业，是泰兴电厂的创始人，且热心社会公益，是本县育婴堂的董事。养母朱氏为清末著名学者朱铭盘(曼君)之妹，厚道善良。郑肇经从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4岁时在祖父、养父督促下诵读诗书，6岁人私塾就读，11岁入泰兴高等小学读书，与丁西林、周壬庆等同班。清宣统元年（1909），郑肇经离开泰兴至通州（今南通市），考入张謇创办的通海五属中学为插班生，直到毕业。就学期间，他崇尚民主政治，曾与同学丁西林等5人一起剪辫明志。民国元年（1912），他考入南京法政大学预科，毕业后改考德国人办的上海同济大学医工学堂工科，先入德文科学习4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对德宣战，郑肇经曾与同济大学学生一起去北京请愿，要求将同济大学改为中国自办。民国六年（1917），郑肇经从德文科毕业，升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科，并于民国十年（1921）毕业，获工学士学位。
    郑肇经的少年时代正值清朝末年，朝廷的腐败加之列强入侵，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特别是黄河久已失修，疏于管理，经常决口泛滥，使苏北里下河地区年年闹水灾，老百姓被迫逃荒，饿殍遍野。年轻的郑肇经目睹这一惨况，立志苦学，献身于祖国水利事业。在他就读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科时，“五四”运动爆发了,他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是抱有“科学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激励他更加发愤学习。1921年夏，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并以最优异成绩被选送至德国萨克森（Saxony)工业大学[现为德累斯顿（Dresden)大学]研究院留学。当时的德国大学不承认中国的大学学历，中国留学生进校需要重新考试，而且考试课目达14门之多。郑肇经一气考完14门课，且门门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使该校的教授们大感惊诧。为此，该校8位著名教授联名建议今后对同济大学工科毕业赴德深造的学生一律免除复试，直接修读研究生。此时，现代水工模型试验技术的创始人赫·恩格司(Hubert Engels)教授亲自提名郑肇经为他的研究生，使其成为这位世界水工界学术泰斗的第一位中国弟子。求学期间，郑肇经在赫·恩格司、马·费尔斯特(M．Foelster)、耿司曼(G．Engman)等教授指导下，专攻水利工程和市政工程。他曾去德累斯顿(Dresden)大学工程研究院参加恩格司主持的治理黄河水工模型试验和治黄原理的研究工作，并为他们翻译中国水利史料。他还曾去德国各地和奥地利、波兰、荷兰、法国、瑞士等国考察水利工程。
    郑肇经在留学期间十分注意运用所学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来治理祖国的江河。他不仅非常热情地参与恩格司治理黄河的试验研究，努力把当时最先进的水工模型试验技术学到手，而且还将他的导师恩格司的研究成果《制驭黄河论》携回国内，译成中文发表，一时引起了各方关注。他当时即已认识到，欧美科学技术虽然先进，但是“欧美人士，远隔重洋，于我国河流特性，未能实地考察，殊难彻底了解，故其研究试验之范围，仅及于原理方面之探讨。所以我国各大河流的水利问题，必须自作长期之勘察测验，并作有系统之研究试验，然后筹谋规划，始克有济。”(引自郑肇经著《中国之水利》)他当时就指出：“吾国治河历有年所，经验丰富，著作繁多，苟求根本治理，决非外人短时期之考察所能作为准鹄……而观察数十百年来黄河之变迁，端赖历代文献。稽考文献，责在我等。”(引自1924年郑肇经著《制驭黄河论书后》)这是很有见地的。

辛勤从事水利教育，大力培养水利人才

    1924年，郑肇经从萨克森工业大学研究院毕业，并获得了德国“国试工程师”学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德国《建设月刊》专门报道了他。恩格司教授要他留下来工作，而他报国心切，婉言辞谢，并于当年回国。归国后，他首先去南通拜见张謇，并受聘担任张謇创办的我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河海工科大学教授，从事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工作。他先是担任首席水工教授，后又兼任教授会负责人。他在教学中首先将当时最先进的水利技术引入中国，在校内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水力实验河槽，向学生传授水工实验技术。由于他在河海授课最多，教学任务十分繁忙，1925年夏天不慎跌伤，未及时就医，造成腿部严重感染，被迫作了截肢手术，术后坐在椅子上授课。当时我国大学全盘采用欧美教学方法，教材大都采用欧美原版，而郑肇经既注意介绍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也重视总结我国古代丰富的治水经验，并将其编入教材。他曾先后编写《河工学》、《渠工学》、《海港工程学》、《水文学》、《农田水利学》等教材，其中《河工学》一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我国治河工程学方面第一部有广泛影响的大学教科书，从首版到全国解放后，先后印行了9次。在这一专著中，郑肇经坚持治河必须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必须重视中国固有的经验和方法。他指出：“世界河流，各有特性，治河方策，亦将随之而异，宜于甲者，未必宜于乙，合于乙者，又未必合于丙。是以欧美治导河流之方法，莫不因地制宜，而有所差异。况吾国黄河之难治，举世咸知，西方学者，方孜孜研讨之不遑，而吾国数千年修治黄河之方法与经验，岂容漠然视之。”这种观点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无疑是正确的。尤其可贵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郑肇经就能以这样鲜明的观点来指导学生，令人钦佩。
    郑肇经不仅以自己的学识来教育学生，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来帮助学生。1926年，南京学生配合北伐军北上，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当时军阀通令逮捕学生领袖严俦等人，郑肇经等本校教授连夜资助严等离校。后严遭逮捕，关押在上海，他又派学生代表前去探视、慰问。他还利用自己兼任上海工务局主任工程师和工程科长的便利，介绍河海工大毕业生去沪工作。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郑肇经在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当时主管全国水利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期间，深切体会到为国家培养水利人才的重要意义，在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工学院院长卢恩绪(原河海工大教授)等的支持下，共同创办了中央大学水利系。因为自从1927年河海工科大学并人中央大学工学院之后，国内大学都没有单独设置水利系，水利人才的培养不受重视，使民国时期的水利事业陷人了一缺经费、二缺人才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不畏艰难，多方筹划，于1936年提出由水利处拨款委托中央大学训练水利人才的计划。该计划规定在第一期4年内，每年由水利处拨款4万元，基础课由中央大学负责，水利专门教员及设备由水利处负责，实验及器材由中央水工试验所负责；4年内造就60一100名水利专门人才。1937年7月17日，中央大学遵照教育部第13737号指令决定，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起正式成立水利工程系，从而使1915年由张謇、李仪祉等开创的水利高等教育事业绝而复续，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培养高级水利人才的惟一基地。1938-1949年，中央大学水利系共培养了高级水利人才数百人，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技术骨干和领导干部。郑肇经一生始终没有脱离教学第一线，在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曾先后在河海工科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和河海大学担任教授，主讲过治河工程、水利工程、市政工程、海港工程、渠道工程、灌溉工程、农田水利工程、水文学等专业课程，其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深深地刻在每位学生的脑海中。他的学生后来大都成为中央和省一级水利领导机关、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领导人、专家、教授、研究员、总工程师或旅居欧美的著名学者，其中很多人也已年过耄耋，功成名就，具有很高的声望。但当他们一谈到自己的老师郑肇经时，都异口同声地赞叹：郑肇经是自己一生中难得遇到的好老师。
    郑肇经在孜孜不倦于教学及水利科学试验之余，笔耕不辍，先后写下了数十种著作、论文和教材，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脚踏实地，主持上海市政工程与全国水利建设事业

    郑肇经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从德国学成归来后，就立即投身于我国水利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在河海工大当教授，另一方面又接受当时江苏省省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紫石)之聘，兼任江苏省政府的水利佐理，从事实际的水利工作，协助省政府调处水利纠纷。他并与韩商定，延聘恩格司来我国视察黄河，研究治黄计划，并与沿黄各省协商一致，共同支持此举。只是由于当时爆发军阀混战(即“齐卢战争”)，韩省长卸任，此事只能作罢。 
    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后，河海工大的校舍(洁漪园)成为其总司令部，学校停课；1928年河海又被并人中央大学，成为其工学院的一部分。郑肇经于是不再担任专职教授，而是去上海担任上海特别市工务局技正(主任工程师)、工程科长(1926年起郑就应当时淞沪总办丁文江之聘，兼任此两职)，后又担任工务局代局长和市中心建设委员会委员，为上海市的市政建设和长远规划踏踏实实地工作。对于大上海的长远规划，郑肇经提出了6条措施：
    (1)沿租界修筑公路，切断“越界筑路”，收回警权；
    (2)开辟新的市中心；
    (3)从虬江路口至吴淞沿黄浦江开辟深水码头；
    (4)将闸北铁路以支线延伸到吴淞深水码头；
    (5)利用浦东、闵行地区发展工业，筹建桥梁，以改善黄浦江两岸之交通；
    (6)改进市政管理。
    从1926-1934年，郑肇经在上海搞了8年市政建设，按照这个规划，一件一件、脚踏实地地去实施，如修筑马路、深水码头、铁路支线，修筑沪杭公路等等。有些则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来得及实施，如筹建黄浦江大桥。但是，从他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大上海的规划是很有远见的。后来，上海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证实了他的高瞻远瞩，特别是看到邓小平同志提出开发浦东的战略思想以来上海市飞速发展的现实，更使我们感到郑肇经作为一位技术专家的远见卓识。他在上海市工务局工程科长和代局长任上所做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因为在清朝和北洋军阀时期，上海的市政建设基本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北伐以后，成立了上海特别市，才开始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理上海的市政建设，而他正是在这时候担此重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郑肇经的开创之功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1929年，国民政府收回青岛治权，设立特别市，并向上海借调港工专家。上海市长推荐他担任青岛特别市政府参事，专任青岛港务局局长兼总工程师。他去青岛工作了一年左右，拟就青岛《港务规划》，启用青岛特别市港务局印信，开始办理港务工程，首先是开辟航道标志。次年(1930)，青岛特别市撤销，他仍回上海工务局担任主任工程师、代局长，主持上海的市政工程，继续规划上海市中心的建设。
    1931年夏秋之交，江淮发生特大洪水。8月28日，里运河东堤决口27处，苏北10个县被淹，死亡七八万人，江苏省主席和水利局长被撤职。江苏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为了发动各方人士协力救灾，亲自到上海诚邀郑肇经回乡主持运河堵口复堤工作。郑肇经是泰兴人，看到家乡人民生灵涂炭，自然义不容辞，于是慨然兼任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委员、主任工程师，负责运河堵口复堤善后工程，并亲自到来圣庵、党军楼、里铺等困难河段现场指导施工。至1932年5月，堵口工成，他告别家乡父老，仍回上海。韩国钧写信致谢曰：“此次堵口勉成，皆兄之功也。”韩并欲寄重酬，但被郑肇经婉辞。
    1933年，继前年江淮大水之后，江汉和黄河又发大洪水，黄河在贯台、冯楼等地决口50多处，全国震惊。人们发出了“水利救国”的呼吁，国民政府于是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主持中央直辖各水利单位的行政管理和工程业务，由著名工程专家茅以升出任处长。为了寻觅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水利专家来管全国水利，茅以升于1933年亲自到上海，力邀郑肇经到南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简任技正(总工程师)、水利处副处长(1935年起任处长)，主持处务，主管全国水利行政、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事业。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灌溉研究所所长粟崇嵩教授认为：“中国近代水利之兴起，历经张謇之倡议，李仪祉之论说，落实到郑肇经之付之实行和收实效，历时三十多年才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郑肇经受命于国难期间，尤为难能。”粟崇嵩概括了郑肇经在主持全国水利工作期间所作的主要贡献，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统一全国水利行政事业上，水利处以强有力的业务领导为之开先河，作出良好开端。旧中国在张謇设全国水利局之前，没有统领全国水利的中央水利部门，事权分散，且港口建设受制于外人。张謇即使设局也有名无实，他本人只能致力于导淮治运的研讨勘察。到全国经济委员会，才得以整建华北、淮河、黄河、扬子江4个水利委员会和珠江水利局等5个流域水利机构，加强江汉工程局，新建泾洛工程局，组成中央下辖水利机构体系，水利处总管其业务，中央有了一个水政中心。陕西、江苏、江西、四川等省先后建水利局，一般多在省建设厅设水利科，各地方水利建设也在不同程度上发动起来，从而使长期停滞不前的水利呈复苏气象，陕西成为中国现代灌溉发祥之地，水利处成为推动中国水利走向现代的动力源。抗战军兴，水利处演化为重庆经济部水利司——行政院水利委员会——胜利复员后的南京水利部，从而结束了历史上水利的多头领导。水利处以其实际业绩起到破关作用，功在当时，利被后来。
    2、在水利工程建设上，郑肇经在丁文江的启迪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秦汾的支持下，建议和促成全国水利委员会的建立，争取到由国库每年拨给经费600万元，以水利处为具体执行机构，成功地发动了当时所能做到的一个水利建设高潮，从而启动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水利建设。他全力支持西北灌溉工程建设，应陕西省政府要求，设水利处下属的泾洛工程局以整修泾惠渠和开办引洛工程，派设计科技正何之泰率测量设计队赴宁夏测设云亭渠；派工务科技正王仰曾率队赴内蒙测设民生渠，以改扩和更新这两个旧灌区。他还相继组建了云亭、民生和陕西的梅惠、涝惠，甘肃的洮惠等渠工务所，予以经费和技术支持。陕西也自办了引渭工程。西北大兴渠工在各地引起很大反响，有条件的省也开始行动起来，相应又为战时大后方各省兴建农田水利贷款工程创造了条件。人员支边南到粤、桂、湘，北到甘肃、宁夏、内蒙、新疆，使当时为数不多的掌握西方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成为边远地区水利建设的骨干力量。 
    为了统一规划全国的水利建设，郑肇经主持制定了《五年水利建设计划》，其主要项目有：
    (1)整理淮河入江水道及垦辟高宝湖区工程；
    (2)建筑永定河官厅水库工程；
    (3)实施海河独流人海减河工程；
    (4)黄河下游巩固堤防，调整河槽工程；
    (5)扬子江调整河槽及整治湖泊工程；
    (6)珠江流域水道整理工程；
    (7)整理津杭运河第一期工程；
    (8)小清河航运第二期工程；
    (9)开辟苏北滨海垦殖区和新运河工程；
    (10)完成关中八惠渠灌溉工程；
    (11)山西桑干河及察哈尔洋河淤灌工程；
    (12)山西汾河灌溉工程；
    (13)整理绥远、宁夏、甘肃水渠工程。
    此外，还有水利基础科学研究，训练水利人才，协助各流域和各省兴办水利事业等项目。虽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人侵和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项目直到解放以后才得以实施和完成，但是，在我国水利建设规划中引入五年计划，郑肇经是首创者。
    在流域的水利建设中，郑肇经大力支持导淮工程，全力支持堵塞黄河贯台决口。1935年6月，他去开封与当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李仪祉商讨贯台、董庄堵口和修筑金堤等工程项目，并与李一起到黄河黑岗口、贯台等处视察。当时虽值初夏，但天气十分炎热，途中口渴难忍，而他又是装了假肢的残疾人，行走不便，李仪祉便去农田中摘来大西瓜解渴，一时传为佳话。这一年，郑肇经还去武汉检查江汉修防工事，到长江马华堤、同仁堤等险工地段视察修堤情况，去华北视察海河水利，审定海河、永定河官厅水库工程计划等。1936年春，洛惠渠5号隧洞施工中发生流沙壅塞险情，郑肇经又以残疾之身亲赴西安，再坐骡车去大荔，换乘工地上运土的轻便轨道车到5号隧洞，与现场技术人员研究流沙潜泉下的施工方法，决定采用“井渠法”，从山顶沿渠线每30米距离开凿一个工作井，井下挖通行水。他又由泾洛工程局孙绍宗局长、陆希正副总工程师陪同查勘石头河，决定了梅惠渠坝址。郑肇经此行真可谓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回到西安后，当时的西北最高军政首脑杨虎城将军与邵力子主席设宴致谢。5月，他又陪同孙科视察导淮工程，出席杨庄活动坝(我国第一座采用升降式闸门来控制流量的现代水工建筑物，其水工模型试验即由郑肇经等人在中央水工试验所进行)落成放水典礼。6月，他又去江汉工程局视察遥堤，慰问民工，并去钟祥调查决口原因。8月，白茆闸竣工。1937年，水利处直接投资兴办的西北灌溉工程宁夏云亭渠、陕西渭惠渠工程和泾惠渠修复工程相继竣工，梅惠渠、洮惠渠、洛惠渠等亦在加紧施工建设中。从水利处建立到“七七”事变发生不过5年左右时间，由于郑肇经的埋头苦干，多方奔走，在水利处牵头、各方响应之下，这些水利设施得以纷纷建成，开始扭转我国水利事业长期停滞、无所作为的局面。
    3、在人才培育上，郑肇经始终是一位循循善诱、大胆提拔培养后辈的教育家。他在主持全国水利工作中，也以培育人才为己任，于1936、1937年先后甄选两届出国进修人员。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派出张炯赴印度尼西亚考察水利；考选农田水利2名(王鹤亭、粟崇嵩)分赴印度和越南、埃及，河工2名(张书农、薛履坦)分赴越南和德、荷，水工模拟1名(李丕基)赴德；后又续派沙玉清、徐怀云、伍正诚、郑兆珍等。同时还批准了严恺、谭葆泰、陈善模、李翰如、汪胡桢等出国留学进修和考察。他们约于1939年先后回国效力，或在抗战中光荣殉职，或成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中坚力量，或成为国际知名的水利专家，大都作出了非常突出的业绩。郑肇经两年内派出如此多人出国取经，在旧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他重视人才的选择，任人唯贤，不带私情。水利处初建时，选才成立班底，1934年在应届毕业生中公开招考实习工程员，以充实基层技术力量，不接受推荐。1936年出国进修人员考试，由设计科科长汪胡桢任主考，郑肇经和各水利委员会技术主管人作考委，由这些委员会和泾洛工程局初选中、初级工程人员到南京会考，及格(60分以上)者6人，全予录取，这在当时也属创举。

勇于开拓，创办现代水利科学实验研究事业

    郑肇经不仅是一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实干家，而且也是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创业者。当时的中国，水旱灾害严重，水利问题成堆，水利基本资料十分缺乏，水利仪器设备全靠进口，水利技术人员寥寥无几。要想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水利事业，不仅需要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而且要有远见卓识，敢于引进西方先进的水利科学技术，开拓我国自己的水利科研事业。他始终牢记自己在德国留学时早已立下的宏愿，坚持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现代水利科学实验研究技术引入中国，用来研究解决我国的实际水利问题。20年代他在河海工大任教期间，就在校内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水力实验河槽。1933年他就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副处长之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特聘他担任工学院兼职教授，他与罗协商，在中央大学内办起北极阁水工实验室(又名“临时水工实验室”，现在东南大学校园内)，这是国内最早建成的水工模型试验室。自该时起，他领导了水工模型与原建筑物相似律的研究，得出模型比率，绘制出各种曲线，成为我国水工模型试验的发端。1934年9月13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第三次会议决定将该实验室定名为“中央水工试验所”，隶属本会，作为全国水利科技研究中心，并指定郑肇经为该所筹备主任(后任所长)，在南京清凉山修建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工试验大厅(即现水利部、交通部、电力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工试验大厅)，后又陆续创建水利航空测量队(包括控制测量分队和航空摄影分队)、水利文献研究室等，进行水工、土工及测量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当时水工试验规模已超过埃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水工试验所西迁重庆，他亦随之人川。到重庆后，他克服多方面困难，在磐溪创办水工试验室，又在石门创办水文研究站和水工试验室，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继续进行为抗战服务的水工、水文科技研究。
    1938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改为经济部，郑肇经任经济部水利司司长兼中央水工试验所所长，不久他卸去司长之职，专任中央水工试验所所长。当时，日本侵略军侵占开封，进逼郑州，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西犯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水滔滔南流，以致豫、皖、苏形成黄泛区，44县遭灾，淹死、被困89万人，苏北亦受重灾。爱国人士韩国钧吁请重庆政府派郑肇经回苏北治理黄灾，经济部长翁文灏任命他为苏北黄灾救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受命后于1939年3月毅然离开大后方，历尽艰险，绕道海外，在国际红十字会和当地民众的协助下，辗转进人苏北抗日地区，在日寇飞机不断轰炸、扫射的情况下，与韩等同赴运河大堤决口现场，决定加固大堤，修复坝基，选择泄水路线，加快排涝速度，使群众能抢种一茬庄稼。后来由于汪精卫得知消息，想中途劫持他去南京当水利部长，于是郑肇经当即离开苏北返渝。
    1939年11月，郑肇经返回重庆，继续担任中央水工试验所所长。当时重庆集中了大批知识分子，但由于抗战环境极为艰苦，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生活无着，一些大学毕业生失业了。为此，他竭尽全力扩充中央水工试验所，收罗人才，为这些富有才华的爱国知识分子提供存身之所及用武之地，为国家保存了一批难得的人才，其中包括黄文熙、覃修典、姚琢之、李映棠等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不仅如此，他还亲率工程司张炯等人去岷江、大渡河、青衣江、都江堰等地查勘水力资源与森林矿产资源，查勘宜昌至重庆的水道，进行川江筲箕背滩及小南海滩航道整治试验，为开发西南、支持抗战而埋头苦干。有一次在查勘路上，两车相撞，险些坠崖。此外，他又派人冒险深入敌占区，查勘花园口决口口门，以备抗战胜利后及时堵口之用。后来他又相继在云南昆明、四川灌县和陕西武功、扶风等地创建水工试验室、土工试验室、河工试验区、黄土防冲试验场等，在水工、土工、河工及黄土防冲等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他在水工、土工学理方面的成果，有很多至今仍在应用。1940年，他在重庆上清寺创建了水工仪器制造实验工厂(隶属中央水工试验所)，领导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水工测量仪器——旋杯式流速仪。1943年，我国第一台光学测量仪器——丙式水准仪研制出来，并连续试验成功了回声测深仪、经纬仪、求积仪、平板仪和剪切仪等。1942年，中央水工试验所改称“中央水利实验处”，郑肇经任处长。为了面向大后方水利建设，水利实验处先后开展了整理西南水道，发展西南、西北诸省农田水利的试验研究，并管理全国水工和土工试验、水文测验、水道和航空测量、整理水利文献、制造水工仪器等事项。水工、土工试验为各有关工程的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广泛涉及河、渠水道及其闸、堰、库等建筑物的水力学特性与基础工程，并对黄土的特性作了大量的分析研究。1943年起，水利实验处又在磐溪水工试验室举行花园口堵口初步试验。次年，水利实验处又在长寿设立“河工实验区”，由谭葆泰负责，进行花园口堵口的进一步试验。同时，水利实验处在统筹西南各省水文测验中，增补金沙江、嘉陵江、乌江、沅江、赤水河等流域的水文站，统辖西北、西南、中南、华中、华北和台湾等17省的水文总站18个，以及水文站196个、水位站255个，使国家有了一个统一领导的水文测验站网。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手创建这些基本建设，积累基本资料，开展基础研究，填补了中国没有水利科研的空白。他与竺可桢(气象研究所)、梁希(林业研究所)、丁西林(物理研究所)、黄胜白(植物研究所)、丁文江(地质研究所)等著名学者都为至交，都是30年代我国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先行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肇经返回南京，首先扩建原水工实验大厅，使之成为现在的70×27平方米的水工所试验大厅，这在当时全国乃至亚洲都是最为宏大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愈益腐败，但他以出污泥而不染之精神，带领所属部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相继完成了黄河、长江部分区段的航空测量和控制测量，整编了黄河等流域的水文资料，从事了黄河、长江及华南地区的一些工程试验研究，刊行了《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等书籍。1948年，国民政府指令中央水利实验处把技术人员连同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迁往广州，他深明大义，在地下党和职工的支持下，断然拒绝搬迁，将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全部封存，妥为保管，自己“辞职”去上海治病，从而为新中国保存了一支优秀的水利科技队伍和大批良好的水利科研设备，这些设备在当时是“远东一流水平”的。河海大学在郑肇经逝世后的悼词中说：“历史永远铭刻着他的这一功绩。”
    解放以后，中央水利实验处改名为“南京水利实验处”，1956年其大部迁往北京，组建成立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亦即现在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留在南京的部分发展成为现在的水利部、交通部、电力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而在抗战期间建立的磐溪、昆明(抗战胜利后迁回北平)、武功(即现在陕西杨陵的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灌县(成都)、石门等水工试验室，解放以后也都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新中国水利科学研究事业的中坚力量。由此可见，中央水工试验所的确是我国现代水利科学试验研究事业的摇篮，郑肇经作为中央水工试验所和中央水利实验处的奠基人和长期主持工作的领导者，为我国现代水利科学试验研究事业所作出的开拓性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国著名的水利学家和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文熙教授在祝贺郑肇经90寿辰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您是我国水利科研工作最早的组织者，您将所创建和主持的水工试验所和各大学的水利专业结合起来，使南京、重庆、昆明、武功、成都等中央水利实验处，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我国关于河工、水工、土工、仪器制造、水利史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并培养了不少水利科研人才，筚路蓝缕，贡献杰出，我是您的学生，并在您领导下工作多年，对此体会极深。”这些肺腑之言十分中肯地评价了郑肇经的历史贡献。
    郑肇经一贯倡导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在我国首创水工模型试验研究事业，而且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他看到民国初期我国水利教育事业还处于重讲肄而轻实验的阶段，于是极力将他所主持的水工试验室主动提供给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北农学院等大学的水利系科师生作为实习和研究之用。今天，水工模型试验研究在我国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在水利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正包含郑肇经当年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广的功劳。

古为今用，重视中国水利史研究

    郑肇经一贯注重我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大声疾呼要总结我国千百年来的治黄经验，并在自己编写的《河工学》一书中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的治河技术。他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及中央水利实验处以后，更加重视我国古代水利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水利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工作，曾先后整理出版了多种水利古籍，并主持编写了《再续行水金鉴》、《中国水利图书提要》、《中国河工辞源》、《中国水道地形图索引》等水利史研究史料。1939年，他的专著《中国水利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开创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者、专家的注意。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及日本的中国水利史专家，都曾引用这本书的研究成果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说：如果没有郑肇经的《河工学》、《中国水利史》作指导，要想写就《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水利史那一部分内容是不可能的。   
    郑肇经研究中国水利史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水利建设。1934年他创办现代化的中央水工试验所时，就是按照这一“古为今用”的原则建立了水利文献研究室。他在给笔者和其他研究生上课时曾多次指出：“病人看病要带病历，医生诊断要先问病史。我国黄河为害数千年，决口千百次，病程之长，病状之重，世所罕见。如果不把黄河的病史搞清楚，就找不到它的病根，要治好黄河的病，等于缘木求鱼，是达不到目的的。因此，研究中国水利史，不仅是为了保存和继承中华民族古代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更重要的是为现代水利建设服务。”由此可见，他研究中国水利史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他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也都是与我国现代水利建设事业密切相关的。除了黄河史的研究之外，他还长期从事淮河和苏北水利史的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给治淮这一伟大事业提供历史资料和经验教训。他的家乡在苏北泰兴，黄、淮洪水对苏北的威胁，他有切身体会。他的舅舅朱铭盘(曼君)是清末著名学者，与南通张謇是至交，张謇力主导淮对郑肇经很有影响，所以他一贯重视对淮河水利史的研究。他在90高龄时，还亲自到淮安参加淮河水利史学术讨论会，并撰写关于淮河治理及苏北水利方面的学术论文。
    郑肇经早年长期在沪、宁两地工作，对江浙特别是太湖流域的情况十分熟悉，且始终十分关心这个地区的水利建设。当他看到太湖流域因苏、浙、沪三地对水的管理各自为政，枯水时湖水轮换缓慢、洪水时又泄水不畅时，特在1979年《中国水利》上发表了《太湖出水路线的商榷》，提出太湖洪水的出路问题及整治方案，但一直未被重视。直至1992年太湖大洪水，人们才觉察其观点的现实意义。1980年，他又发表了《探讨上海经济区水利战略的几个问题》，为该地区经济腾飞所必需的水利建设方略提供了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富有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
    郑肇经在开拓中国水利史研究事业中的突出贡献和丰硕成果，已成为水利史研究事业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国际国内科技史界的崇敬。然而，他却始终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不论任何人，只要是与他探讨学术问题，或请他解答疑难，他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而且总是亲自写信，有时还写长达数千言的书面答复。由于他学识渊博，亲身经历的水利方面的事情特别多，记忆力又特别好，所以请他审查文稿和解答疑难的人特别多。加之他待人和蔼可亲，没有架子，从不给人吃闭门羹，所以，远至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近至国内的水利史研究者以及水利史志和地方史志的编写人员，都纷纷来人来函，甚至上门求教，郑肇经从未有任何厌烦的表示，总是一丝不苟地回答问题。像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水利史、水利志、综合志以及各个省、区甚至县的水利志，都渗透着郑肇经一字一句认真审阅的心血。

鞠躬尽瘁,一生献给祖国

    郑肇经一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水利事业。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治学谨严，富有民族气节。早年他留学德国，却不留恋外国优越的物质生活，急于回国从事艰苦的水利事业。中年长期主持水利科研事业，坚持科学实验的道路，不与封建军阀、官僚政客同流合污。抗日战争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受命担任苏北黄灾救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重庆绕道昆明、河内、香港、上海，历尽艰险进人苏北抗日地区，与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先生一起完成了花园口决口后的苏北黄灾排水工程和运河堵口复堤善后工程。其间曾多次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扫射，一次在泰州时遭日机突袭，几乎以身殉职。1948年国民党政府南迁时，严令中央水利实验处全部人员、设备撤往广州、台湾，郑肇经考虑到要为整个中国的水利事业服务，就不能抛弃黄河、长江，远走孤岛；而且在战乱中的仓促搬迁也会使这个全国惟一的水利科学研究基地毁于一旦。因此，他拒绝搬迁，并将中央水利实验处全部设备登记造册，指定专人保管仪器设备，自己毅然以辞职相抗，直到南京解放，终于使中央水利实验处的全部设备、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上海解放恢复交通的当天，他立即返宁，将中央水利实验处全部人员、物资、设备、资料完好无损地交给华东军政委员会代表接管。
    解放以后，郑肇经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组织上安排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专门委员、太湖水利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教授并同济大学工学院代院长兼土木系主任，定为教授最高一级。他体会到党的关怀，决心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新中国的水利事业。1952年底，他又在上海参加筹备华东水利学院的工作。他来到南京后，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从事水利教育事业，从不争名争利。“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受到严重冲击，但是心胸宽广。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他并不因自己腿部伤残而退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郑肇经的精神更加振奋，誓将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祖国“四化”事业，除积极从事《辞海》和《水利词典》中有关水利史条目的编纂外，还亲自主持《太湖水利技术史》的科研工作。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他不仅亲自为研究生讲课，而且不顾高龄和腿部伤残，亲自带学生到钱塘江实地考察海塘工程。他还不辞辛劳地为全国各地的水利史研究工作者和有关部门解答疑难，审查文稿，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即使严冬酷暑，也从不休息。每当向他提出要注意休息时，他总是严肃地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这点有限的时间，为‘四化’多做点事。”郑肇经先生虽已离开我们，但是他这种献身祖国、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