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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盐如花皎白雪——话说历史悠久的泰州盐文化

2012-6-1 14:58| 发布者: 泰州网| 查看: 9888

摘要: 一 “自古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    两淮盐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淮盐,顾名思义以淮河为界,淮河南为淮南盐,淮河北为淮北盐。在我国数千年产盐历史中两淮地区是主要的产盐区。明、清时期,淮盐以 ...



“自古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

    两淮盐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淮盐,顾名思义以淮河为界,淮河南为淮南盐,淮河北为淮北盐。在我国数千年产盐历史中两淮地区是主要的产盐区。明、清时期,淮盐以色白、粒细、质量上乘作为贡盐,在全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泰州是一个有着两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城市,是江苏省五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上泰州一直是淮南盐的主要产地,是一个盐业生产历史悠久、盐税文化底蕴丰厚的城市。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公元前514年,由吴王阖闾、春申、已濞连续不断地在江苏沿海开始“东煮海水为盐”。又在《吴王濞列传》中记载,2200年前,吴王刘濞为了他强国和谋反的目的,在前面几代君王煮海水为盐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六合治山和泰州沿海的淮南地区开发山海矿藏。为了尽快扩大淮盐生产力和拓展销售渠道,吴王濞下令开挖邗沟支道,由扬州朱萸湾东通海陵仓至泰州蟠溪(今如皋市陈汤家湾),专事运盐。

    据了解,汉代长江开阔的喇叭口,在泰州与江都的分界线罡杨镇罡门一带,其地距叶甸仓场庄“古海陵仓遗址”直线距离不足十公里。据推测,江海会祠极有可能就建在其地的某处。江海会祠是海盐生产和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一处标志性建筑。

    汉代这里滨江临海广阔的海滩,生长大量的芦苇柴草可资煮盐,故为临海煮盐的最佳地点。《太平御览》卷169引《南兖州记》“南兖州地有盐亭百二十三所”,说明当时此地的煮盐业比较发达。吴王濞在此大量屯集的食盐,是为了尽快输往不产盐的地区,以此牟取暴利。

    扬州东门外通往泰州的古邗沟旁,曾建有一座财神庙,庙里供奉的不是财神,而是两位与淮盐历史和扬州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吴王———春秋时的吴王夫差和汉代吴王刘濞。这两人对扬州的历史和淮盐的开发有特殊贡献,他们的结局都不光彩,因此不好公开祭祀,只好以财神庙的名义立祠,并将庙门一反常态,朝北而开。



    唐代安史之乱后,国家经济中心东移,大批人口南迁,吴越地区人口逐渐繁密起来。江苏海岸线南北长954公里,占全国大陆1.8万公里海岸线的5.3%,但沿海滩涂资源却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且主要分布在当时泰州辖区的淮南沿海地带。

    泰州淮南大盐场当时作为全国最大的海盐生产地区,兼岁入财政银两最多的优势,再次步入快速成长的阶段。唐乾元元年(758年)和唐宝应元年(762年)第五琦和刘晏曾分别在海陵设盐监。取之不尽的滩涂资源,悠久和成熟的“煮海”技术,很快使泰州地区作为全国最大海盐生产地区的优势凸现出来。泰州“淮南大盐场”盐产量,已位居全国十大盐监之首。

    据市博物馆收藏的南唐“泰州筑子城碑”碑文记载:光数百载之镃基;地利显分,富一千里之黔庶。咸鹾赡溢,职赋殷繁,可谓水陆要津,咽喉剧郡,以兹升建。

    宋代的官收盐利,在中央财政税收中占据主要地位。据《两宋财政史》统计,当时全国盐利最高额为3113万贯,北宋末年两淮盐利收入在1500万至2405万贯之间。两宋期间苛急的盐法使淮盐生产畸形发展,盐产量占全宋盐产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泰州大盐场地处两淮的中心地带,并占据了淮盐产量的一半以上。

    2001年,泰州市有关部门在税东街与海陵路交叉路口建起“古税务街”牌坊,其右侧的楹联为“溯唐宋赋源,盐税曾居天下半。”说明了古泰州大盐场当年无比辉煌的历史。

    明代盐业生产上承元制,两淮盐场29个,其主要产量仍集中在泰州沿海地区的淮南中十场。据明史《食货志》统计,当时全国七大盐产区,洪武时产盐95万大引,两淮占36.8%;弘治时产盐178万小引(大引每包400斤,小引每包200斤),两淮占39.5%。两淮共上缴盐税60万两白银,占全国盐税收入95.4万两的62.9%,其中淮南泰州大盐场占据了半壁江山。

    延续至清代中期,泰州盐业生产仍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据《两淮盐法志》记载,嘉庆七年至宣统三年110年间的四次统计,两淮共产盐84.6万吨,其中泰州中十场产盐49.7万吨,占两淮总产量的58%。又据江苏省盐业志统计,光绪十七年两淮各盐场课岁白银8.4万两。其中海州分司、通州分司和泰州分司分别占14%、24.5%和61.4%。

    毋庸置疑,古代泰州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海盐生产历史,在我国盐业生产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两千多年的海盐生产中,千秋万代的盐民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既受尽了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压榨和剥削,也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财政税赋的特别负重者。

    泰州淮南大盐场作为两淮盐业的发源地和主产地,据史料记载:千年江淮地,自古多移民。远在汉武帝时期曾先后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从瓯越(今浙江温州一带),元封元年(前110年)从东越(今福建闽侯县地)两次移民到江淮地区。再延伸到公元前195年,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

    在这里“招”字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招聘”、“招收”的概念。“移”也不是“平移”、“迁移”的意思,而是完全带有一种强行和强征的内容。

    人们常谓古代平民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与之相比,盐丁之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古代大海边煮海熬盐的盐丁,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被人们看不起的人之一。正如明代《淮南中十场志》收录季寅《盐丁苦》一首诗中所说:“盐丁苦,盐丁苦,终日熬波煎淋卤。胼手胝足度朝昏,食不充饥衣不补。每日凌晨只晒灰,赤脚蓬头翻弄土。催征不让险无阻,公差追捉如狼虎。苦见官,活地府,血比连,打不数……”

    如遇巨风大潮,便成了盐民的灭顶之灾。据康熙《两淮盐法志》载,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1662年至1684年),遇灾14次之多。其中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四日,狂风大作,折木拔树,涌起海潮,高数丈,漂没亭场庐舍,淹死灶丁男女老幼几万人。凡三昼夜风始息,草木咸枯死。泰州安丰场著名盐丁诗人吴嘉纪在《海潮叹》中写道:飓风激潮潮怒来,高如云山声似雷。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木同时死。南场尸漂北场路,一半先随落潮去……

    清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十八、十九日,飓风骤起,滔天海潮,冲破范公堤,两淮二十九场(除莞渎场无灾外),溺死泰州分司所属小海、丁溪、草堰、何垛等10盐场男女灶丁33435人,淮属白驹、刘庄、伍佑等6盐场男女灶丁1445人。

    由此可见,古泰州辖区沿海盐民世世代代在恶劣的环境中生产劳动,他们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创造出托天的财富,自己本身却不仅不能解决暖饱,就连生命也得不到保证。这段可歌可泣悲惨的真实的历史,不应被后人忘记。



    据《中国盐政词典》两淮销盐比较,淮南盐行销(主销)鄂、湘、西、皖四纲岸(销地)。鄂岸者为武昌等三十一县,湘岸者为长沙、岳州等五十六县,西岸者为南昌等五十七县,皖岸者为怀宁、芜湖等三十一县,加上与其他盐区并销的计有数百个县。淮南盐行销之广,可谓“纵横数千里,户及亿万家”,“运转半天下焉。”

    明清时期,盐业购销集散地的专用称谓“官盐浦”,各场“灶户”生产的盐不得长途运输,须就近由盐浦收购。查阅《两淮盐法志》和“泰坝过掣图”,古泰州各地标有“浦”的地方均为官盐收购的场所,遍布市内城南、城北,有马浦、仓浦、板浦、棋杆浦、门楼浦、三房浦、霞浦、大浦、郁浦、南浦、西浦、石浦等十多处。盐浦之多,在全国所有城市中绝无仅有。清朝泰州县佐汪琴山一首竹枝词中说道:“来往行船唱棹歌,淮南盐舶北门多。不知清化桥头水,近日平添几尺波。”很形象地描绘出当时以泰州为中心,盐船如织的商业繁荣景象。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日本国的圆仁和尚到扬州学习佛法,乘船抵达中国东海岸的大江口,上岸伊始,他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答曰,“大唐扬州海陵县大江口”,然后他顺运盐河西进21天,在今东风南路老通扬运河桥下看到海陵城的宝塔。圆仁和尚沿运盐河航行途中与官盐运船队相随并行,所看到的情景令他惊讶不已,回国后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描述说“盐官船运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圆仁和尚所见,正是官盐运船队从海陵盐场如皋镇向扬州发运盐的情景。

    清代扬州著名骈文学者汪中写于乾隆年间的《哀盐船文》,详细生动地记叙了泰州大盐场一次运出的万吨盐船队在仪征停泊时半夜失火被烧毁的情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乙卯,仪征盐船火,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运转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廓。一夕并命,郁为枯腊,烈烈厄运,可不悲邪。……齐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长诀。扬沙砾之嫖疾。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此实录,与前面圆仁和尚所记叙的在运盐河上看到的运自海陵大盐场“双结续编”,不下数十里的万吨官盐船队,见证了前后相隔934年泰州古代大盐场两次万吨船队输出淮南盐的盛况。



    以泰州为中心的淮南大盐场,原本是两淮盐业的集中产地。汉至唐宋间,泰州地区所产盐一直史称“吴盐”。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海陵县曾易名吴陵县,以县置吴州。唐代诗圣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当时曾对泰州淮南地区“吴盐”产量之巨,行销之广,质量之优的盛名给予很多的溢美之词。

    诗人李白于开元十三年(725年)至天宝元年(742年)17年间游遍大江南北,足迹遍及吴越、荆楚等地。从全唐诗目录中我们看到李白诗词中留下不少他在吴越两淮地区的足迹。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

    诗人杜甫也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四川苎麻与淮南吴盐互为流通的情景有过多次描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

    唐代初期淮南,通、泰所产的食盐,并无固定销地,大抵沿长江西行,淮水北上。销路之远者北上京都、西入川陕。杜甫《夔州歌》:“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形象地描绘出淮南吴盐运销之广、万舟齐发的壮观景象。杜甫还在五律诗《白盐山》中描绘了泰州地区众多盐廪的雄姿与诗情画意,“(盐山)卓立群峰外,蟠根积水边,他皆任厚地,尔(还是指盐山)独近高天。白傍(特指食盐)千家邑(大家都少不了它),清秋(秋天是扒盐季节)万估船(万船运盐的景象)。词人取佳句,刻画竟谁传。”诗中“蟠根积水边”指的是泰州沿海地区的蟠溪自古产盐的典故。

    比李白、杜甫稍晚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有感而发地反映了由淮盐而产生的社会现象。《盐商妇》中写道:“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不事田农与蚕绩,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如此犀利的笔锋,直指封建社会的享乐阶层,真实描绘出唐代盐商家庭主妇骄奢淫逸的生活。白居易在淮南期间,还对泰州当时的特产红粟留有很深的印象,在其诗《红粒香》中给予很高的评价。

    宋代泰州西溪盐监,曾有三位在此任过盐官小吏的人,次第成为名倾北宋的当朝宰相。另一位曾随父执官任在此读书的少年,也在他们之后成为在任时间更长的北宋名相。这四人分别是晏殊(991年至1055年)、吕夷简(978年至1043年)、范仲淹(989年至1052年)、富弼(1004年至1083年)。尤其范仲淹在泰州任盐官和兴化县令期间,其勤政为民的不朽业绩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详实的文字资料和动人的传说。

    南宋时,宋、金两国疆界在淮河一线,此时江淮地区的盐产正值高峰期。为此南宋许多著名军事将领都曾驻守过淮南东路的盐场管辖区。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朝廷任命岳飞为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朝廷又任命韩世忠为淮南东路宣抚使。韩曾于绍兴四年十月在真州大仪镇,后又于承州(高邮)大败金兵。绍兴三十一年六月,朝廷任命刘锜任两淮、浙西制置使,集重兵屯于扬州。南宋末年(1276年),抗金名将李庭芝任两淮制置使兼扬州知州。李庭芝与姜才以及泰州知州孙虎臣,为保卫南宋朝廷的最后一块疆土,在泰州运盐河旁尽忠报国,留下千古美名。

    当初宋朝军队拼死抗争保卫两淮地区大盐场的一个重要目的,即保护宋廷的两淮盐赋收入。

    六百多年后,当地农民丁雨桐,深深被这一壮举所感动,历时二十余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自筹资金恢复古“三忠祠”祠堂,以纪念三位忠臣的爱国壮举。

    元末明初,由于盐法苛急,泰州出了由盐民出身的一文一武两位杰出人物———哲学家王艮和吴王张士诚。

    近代,清末到民国年间,海盐生产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数百年的黄河夺淮,大量泥沙使海岸线以年均40至70米的速度快速东移。明代中后期,淮北开始出现海水日晒成盐技术。清末民国初年,泰州城区已远离海岸线100多里,加之陇海铁路建成通车,泰州地区得天独厚的滩涂资源和舟楫之利优势不复存在。

    历史总是在不断否定中前进。清朝末年,南通实业家张謇率先在南通地区废灶兴垦,成立盐垦公司,树立了榜样。民国元年(1912年)张謇被邀出任南京政府实业总长,兼两淮盐政总理后,非常重视淮南产盐区域的结构调整。行政区划的调整,使泰州从民国次年起,完全退出了海盐生产的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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