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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潮

2012-6-1| 发布者: 泰州网| 查看: 5315

摘要:     陈潮(1801~1835),字宗海,又字东之,清泰兴县霞幕圩(今泰兴市曲霞镇)人。    陈潮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读书人。父亲若锋淹通经术,虽是一个诸生,却很有名。由于家门多变故,昆弟几人早早离开人世,生活十分 ...

    陈潮(1801~1835),字宗海,又字东之,清泰兴县霞幕圩(今泰兴市曲霞镇)人。
    陈潮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读书人。父亲若锋淹通经术,虽是一个诸生,却很有名。由于家门多变故,昆弟几人早早离开人世,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仍笃志读书,钻研学问。 陈潮还有一个堂伯若馆,廪生,也很好学,甘于贫苦。陈潮小时候过继给婶婶,虽然家庭的不幸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但父辈刻苦好学的精神给他以强烈的熏陶。他平时沉默寡言,勤奋苦读,意志坚韧。陈潮于书无所不窥,凡经、史、诸子、百家及古文辞,无不口诵手披,寒冬炎暑无辍。他治学广泛,于文字学、经学、音韵学、算学都有独到研究,并有著述。同时,他又是一位有名的篆书家。陈潮先以廪生游太学,由于他的学识才华而显名都下。京师诸巨公争识其面,由此声名大振。当时在人们眼中,京城有十二才子,陈潮为其翘楚,同时的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对他都很推崇。他与龚自珍友善,学术观点和水平相近,时称“陈龚”。陈潮虽才华横溢,但直到道光十一年(1331)才在京师经顺天乡试中举,后来三次被推荐参加礼部考试,都未能中进士。大兴学者徐松精于史事,尤长于地舆(地理)之学,好钟鼎碑碣文字,识其才,把陈潮延至家中教授儿子。陈潮一面授馆,一面治学,直到逝世。在徐松家当门客后,陈潮更致力于经学研究,他依据唐石经校定十二经(唐时《孟子》未升为经),手自缮录,对《易》《书》《诗》《礼》《春秋》《尔雅》皆有论订,被称为“自有石经以来第一能读者”。在音韵学上,他求教于硕学名儒何萱、吴伯盉,尽得奥妙。何萱摒弃举业,杜门著述,著成《韵史》78卷。他在信中论其大要,寄给吴伯盉。吴说:“萱之撰《韵史》也,商榷条例多与旧韵书违异,惟吾友陈东之能匡其不逮。自其远游,谈古义者鲜,不知闭门造车,出门果能合辙否矣。”陈潮作为他们的忘年小友,如此被其推崇,可见他在音韵学方面的学术水平。陈潮又属意算学,精通《立天元一术》(一元高次方程)和朱世杰《四元术》(四元高次方程组),并著《四元细草》2卷。
    陈潮治学严谨,研究精审。为研究《周髀算经》(算经十书之一,西汉或更早时期的天文历算著作),曾夜登高台观察星象,达旦不寐。为研究《缀术》(算经十书之一,祖冲之撰,久佚),从唐代以明算科取士对缀术考试的重视,以及《唐六典》、《隋书律历志》、唐李淳风注刘徽《九章算术》、王孝通辑《古算表》、宋秦九韶《数学九章》序、沈括《梦溪笔谈》等各种古籍无不一一仔细探究,认为缀术中可能有精密的圆周率、三次方程的解法和正确的球体积计算等成就,于是准备结合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写成《缀术辑补》一书。由于刓精敝神,劳瘁成疾,他过早地在京师寓所离开了人世,时年35岁。陈潮的英年早逝,人们无不为之痛惜。徐松为之殡殓。友人杨亮,甘泉人(今扬州市内),因同时客于徐松家,在共同治学中结下深厚友谊,千里归故友之丧,到泰兴陈潮老家升堂拜母,痛哭而去。这样,陈潮才得以魂归故里。
    陈潮在道光年间又是一位名扬艺坛的篆书家。时人都认为他的小篆“质朴古雅,上埒阳冰”(唐篆书名家李阳冰),有句云:“荔裳(吴存义)小令东之篆,云伯(何龙文,何萱侄)先生七字诗。”清代小学昌盛,加之江左遗风,学者多习篆籀。然而到了陈潮所处时代,崇尚北碑更成了热门。当时包世臣大力鼓吹碑学,扬州一时成为碑学的中心。像陈潮的好友杨亮,与吴熙载、梅植之等都曾同受包氏法,而陈潮学书,却静对时风,独研篆法。他精研六书,不但钻研了许慎《说文解字》,且对徐铉、徐锴以及钱大昕、段玉裁诸家异同,详加考核,夙夜研思,探究原委,从而文字之本,悉在心中。同时他直接取法李阳冰和李斯,每日晨起必作篆字数百,寒暑不辍。与陈潮交游者,如何绍基、吴存义、何龙文、李兆洛、陈启文等皆一时之俊杰,他们时相往还,相互切磋,取长补短。这样,陈潮以超人的天赋、学识和勤奋,扬帆书海,深得篆法。他的篆书摆脱了前人拘谨刻板的习气,在邓石如用羊毫作篆的基础上,寓古法而求新意,以圆劲中锋为主,时见提按调锋,常有侧笔取妍,结构章法富有巧思,极尽变化,笔力开张,姿态活泼。朱东润先生评论说:“东之先生作篆高者,上比上蔡(李斯),下犹不失阳冰。”可谓的评。我们看陈潮的铁线篆,苍秀圆劲,深得《峄山》神韵,而玉筋篆则圆润婉通,气机流宕,直逼阳冰。评家认为他的篆书和王澍、孙星衍、何绍基以及后来的吴大徵相比,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陈潮篆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因其独特的审美特色决定的。曾农髯在陈潮“骚作四始勍敌,赋为六谊附墉”篆联上题跋道:“东之先生与道州(何绍基)为同年友,道州篆法多取东之,天不与年,流传亦少,殆亦命耶?此联古厚,髯所见第一联也。”“古厚”是东之篆的审美特征。所谓“古”,就是遵守传统笔法,即中锋运笔,除垂直笔外,仍坚守每画两头圆的笔法,李斯、李阳冰、邓石如莫不如此。所谓“厚”,就是笔画充实,真力弥满,不薄、不弱、不飘。东之先生能到此境,说明他走的是篆书正轨,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追求自家风格的。后来的吴昌硕“以善书《石鼓》闻,变《石鼓》平正之体而高耸其右,点画脱漏,行笔骜磔,《石鼓》云乎哉!后学振其名,奉为圭臬,流毒匪浅,可胜浩叹!”(商承祚《说篆》)东之篆的另一特色是“神闲”。近代马宗霍说:“东之篆书驰骋有势,而神颇能闲,惜其早卒,不能充其所至。”秦人雄图大略,纵横驰骋,横扫六合,统一天下,秦篆亦驰骋有势,神闲意秾。东之先生不像孙星衍那样取则不高,为党梦英所囿,而是直接师法秦篆,并能师心不师迹,得秦篆法乳。何绍基到晚年才认识这一道理,但他的篆书似不及东之。取法乎上,这是东之篆给我们的启示。康有为评价东之篆,认为“思力颇奇”,但又指责“如深山野番,犷悍未解人理”。其实康书不及东之远甚,东之篆书气势之精邃,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康氏笔端草率散漫,显出犷悍恣肆的味道,所乏者“神闲”也。康氏的书作特点之形成,我们今天看来其实并不奇怪。大凡国势强盛或相对安定的时代,书风总是比较典雅,充满从容不迫的自信感。如东之先生,其时在承平,故篆作能上比李斯,神颇能闲。而在乱季,一些书家的笔墨中总透露出一种不安的苍凉之感。所以康氏笔端有这种情绪,正是时代使然。
    陈潮的著作有《陈东之经说》(一作《东之文钞》)1卷,有刘师培《国粹学报》汇编印本;《华严经音义》2卷,有道光十五年歙县徐宝善作序的刻本。另有《依唐石经校定十二经》《诗声衍》1卷、《四元细草》2卷(未刊行,仅于志书中存其书目)。其书法作品流传亦少,香港《书谱》1978年第6期曾影印其《法家言》轴墨迹5行58字。东之故里公私藏家尚有篆屏、篆联多件,其中《七言石经古歌》屏和“读书大游览,为善小熏修"联墨迹尤为精湛,用笔斩截,宽博雄逸,可见东之篆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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