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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印记 ---高泰东等著纪实文学《1966年我们读高三》

2020-6-28| 发布者: tzw2010| 查看: 3413

摘要: 两年前,朋友高泰东告诉我,他正忙着编著一本书:《1966年我们读高三》。只要在一起时,我就饶有兴趣地听他侃书中的人物,每听一次,盼读此书的胃口就不断地吊高,几乎迫不及待了!如今手捧初稿,爱不释卷,竟成了我 ...



两年前,朋友高泰东告诉我,他正忙着编著一本书:《1966年我们读高三》。只要在一起时,我就饶有兴趣地听他侃书中的人物,每听一次,盼读此书的胃口就不断地吊高,几乎迫不及待了!

如今手捧初稿,爱不释卷,竟成了我每天固定时间的功课。全书十章,153篇文章,长达30万字。写这样的书是传奇,读52个人(其中有8位去世的是高泰东和王振汉追记的)的文章也处处是传奇故事。这犹如打开了52个家庭的窗口,看出了“史无前例”动乱背景下,一个班的1966届毕业生及涉猎他们几代人的命运,看到了人生奋斗轨迹及生活的多棱镜。文章或则心酸的青葱岁月,或则壮丽中年,或则绚丽晚霞……篇篇有血有泪、有拼搏有欢乐,每读一篇都自然地穿越到熟悉的历史隧道,让我震撼,陷入沉思,情不自禁地引起强烈的共鸣。

说来真是缘分,我早就认识书中十几位作者,有的还是县级机关多年的同事或朋友;有几个更是我近年上网新认识的挚友;北京的王金钰早闻其名,201712月参加《泰州晚报》的座谈会更是一见如故。我高他们两届,学兄学弟,这些都注定了我是这本书的热心读者。编著者以史学工作者的眼光和散文家的笔触秉笔直书,对逝去的“史无前例”动乱造成的伤害不粉饰,不夸大,坦诚叙述,将本书写成社会大背景下意蕴深远的人生百态图。

加上同是1966届高中毕业的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的莫砺锋熟知情况,为本书作的序非常入骨更添亮色;封面设计多次听取文友意见,匠心独具,使本书趋向完美。难怪编著者高泰东自信地说,这本书摆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也毫不逊色。这样,从内容到设计样式,我读了这本书如醍醐灌顶,亲切、过瘾、满足、长劲,一下子拉近了和这个群体的距离,可以和他们肝胆相照,倾心交谈。

方志  这本书是中华民族黄历上抹不去的一个真实历史记载。1966届高中毕业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教育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届。高考前十多天,考场被突然关闭,而且什么时候打开音信杳然。这对就要触摸到大学校门的考生来说,是一个多么失望、焦急、难熬的日子啊。停止高考,是当事者的痛,民族的痛,更是国家的痛。现在这一群70岁左右的老人集体动笔回顾人生,就停止和恢复高考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自身带来的影响及其人间万象进行回忆,深层思考,不受时代条条框框的限制,反映那个特定年代的真实历史,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该书每一个亲历者叙述的过程和细节,都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看到了这个班辛酸拼搏的群像。一滴水见大海。读此书,同时我们也对全国“老三届”的总体状况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就全国而言,估计一个班级集体写这样的书过几十年也不会再出现,即便写最多不过像其中的几篇。再就是亲历者由于自然规律,将会越来越少,更不会出现一个班的集体著文。编著这样的书,这个班上同学也曾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难处,有19人没有写;编著者出题目催稿一年写成的15人;真正积极响应动笔的也只有10人,约占四分之一。创意写书时已经走了8人;书稿初成,又走了2人;现在活着的42人中,重病、痴呆的近10人。人将不存,何来志书?

特别指出的是,编著者为“给中国留下一个完整的‘1966届高三班的群体样本’”,坚持“一个也不能少”的原则,不动笔的19人,他上门采访;即使走了的8位也要追记,让他们的人生鲜活在书中。

 1960年时代是个饿死人的年代。从书中我们还读到溱潼中学校长陈万庆、教导主任李节之及老师们如何精心抓教学,如何关心学生生活的许多动人情节。我看到陈校长为了改善学生伙食,尽力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主张将学校原来的一大片玉米地改种黄豆,烧豆腐咸菜汤的一颗慈善之心;李主任多年坚持不懈检查学生晚自修,我似乎仍能听到他因鼻炎在教室间走路发出的“呜呜”声。

教科书  1966届高中毕业生出生在建国前夕,成长在红旗下,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恢复高考前后,他们始终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因此,《1966年我们读高三》 也是教科书,是传播那一代人忠诚于党的事业,恪尽职守,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优良品质的好书。

胳膊扭不过大腿,人拗不过时代。在取消高考的大背景下,那11年半,1966届同学不得不服从命运的安排,当农民、当代课教师或从事其他行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一样发出了光和热。这11年半,他们内心忍受了怎样的痛苦和煎熬啊!书中许多角色都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痛彻心扉的心灵挣扎,但他们依旧对党忠诚如初。出生成分高的无非分之想,循规韬矩地搁一辈子扁担。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全班只有两人被推荐(其中一人是中师)。那几年推荐上大学助长了社会不正之风的滋长和蔓延,让人民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深地担忧。在人生艰难困苦面前,他们对党对社会没有丧失信心,依旧盼望春天的到来。经邓小平拨乱反正后,溱中1966届参考的18名高中毕业生,走向高校(其中中师2人)。毕业后,他们在国家人才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又挑起了祖国建设的重担,作出了辉煌的成就,成为国家的栋梁。高泰东的《几分靠天命,几分靠打拼》、王金钰《路》、程强《折腾与抗争》、张棣华《下乡日记摘抄》、王振汉《你离了没有?》等都写出了这个群体被压抑,被排斥后,来不及叹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挑大梁的奋斗历程。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的孙新民带领宝应建筑大军挺进大上海,承建了一栋47层的超高层建筑以及多栋高层建筑,获得上海市优质工程“白玉兰杯”两项奖,填补了宝应建筑史的空白。北京邮电学院毕业的王金钰留美归来利用互联网技术建成了武警总部覆盖全国武警部队的指挥自动化网络等。

社会的大动荡必然波及家庭。王金钰的婚姻打上了时代深深的烙印,可以说是1966届同学的典型代表。王振汉《你离了没有?》写了王金钰的一个初中好友,现在老实巴交的老农民对王金钰婚姻的猜测。当王金钰功成名就念及同学旧情去看望他时,一见面第一句话就直道其详问:“你离了没有?”这逼真地反映了王金钰落魄时和农村姑娘结婚,考上大学后事业如日中天,仕途发达,按一般人理念应该和农村妻子离婚。王金钰的婚姻原本留下了时代的阴影,付出了本不该付出的沉重代价,是无法弥补的痛,但由于王金钰的正确处理,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原先的苦涩逐渐酿成甜蜜,依旧守着糟糠之妻,在北京有一个幸福的三代之家。社会造成的不完美,由他唱响了一曲人间心灵美之歌,可以搬上戏剧舞台。

样书  现在生活条件好,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更有条件重视情感联络,不同职业,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方式,不同年代同学聚会经久不衰。笔者2014年秋在南师大1968届同班同学第六次聚会时,看到校门口甬道上就同时挂着三幅年代跨度很大的聚会横幅标语。聚会一般是叙述别后情谊,留下集体照片作纪念;考究的制作现场视频或将照片和回忆文章印制成册。像笔者同班同学出了《随园琐忆》一书,内部印刷200册,就已经相当突出了。像溱中1966届一个班的同学50周年聚会时落实几个人的建议,写出30万字的文章正式出版,可能我囿于视听,省内外还没有听说过,更称奇的是全班52个人都有文章在书上,将聚会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实在是一种传奇啊。

家书  就每一篇文章来说,无疑是一份作者动人心弦的家书,也是老人们集体留给子孙的一份宝贵的家书,更是集体留给全社会的家书。一书一世界。52个人的群体留下的更是一个多彩的世界。书中篇章能引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共鸣,我们的后代,特别是第三代怎样看待这本书呢?我有意识地让读大学的外孙女给我读《赤脚踏雪去上学》《扁担作桨去考学》《我亲历了“共产主义”》等篇,问她有什么感受?她反问,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吗?外孙女并不能身临其境完全从历史的角度理解那个时代,她发问或许代表了一代人。这之间有代沟,有距离感,这正说明这些集体家书留给后代,留给社会是十分必要的。

我想,这本书编著成功有四条原因,缺一不可。

1、这个班整体素质高,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曾寄予这个班高考期望值很高,安排填报志愿时,有11人填报了清华、北大。书中叙述“班风淳朴是我们班的特点,大家相处如兄弟姐妹。因为穷,班上多数人买不起圆规,做几何作业,甚至大考时,仅有的几把圆规就在全班有序地传递着,有不少人更是练就了徒手画圆的硬功夫;8个人半木桶饭,值日生偶尔分差了,那7人都会争着把饭匀给他,心里想的是,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端午节时,镇上的同学从家里带来粽子,让大家在幽香的粽叶中感受屈原……”这个班之所以素质高,满园桃李,忘不了栽树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书中《总是难忘陈校长》《常常想起李主任》《一坛浊酒五十年,畅叙豪饮同窗情》无疑代表了这个班群体对两位恩师发自肺腑的感谢和深切怀念。

2、老年人擅长写散文,将人生中演绎的精彩故事诉诸笔端。《泰州晚报》总编翟明在参加溱潼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座谈会,很有见地谈及同学美文时说,年轻人擅长写诗,中年人擅长写小说,老年人擅长写散文。人活到70岁,本身的丰富经历就是一本书。这个班同学从艰苦年代走过来,每个人都经历过酸甜苦辣,都有一段精彩的人生故事,特别是对邓小平在中国历史重要拐点,引导走向改革开放感触特深,不吐不快,从而为本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同时,这个群体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感受特深,幸福感特强,心态特年轻,有一种要提笔歌颂的写作欲。再加上他们写作中互相启发、鼓励、切磋,诱发创作灵感,容易激扬逝去岁月的琴弦,激发写作热情,文思不绝如缕。

3、这个班级有凝聚力。“史无前例”动乱不仅破坏了全国的安定团结,也破坏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全国皆然。1967年“8.29” 溱潼地区夜里两派之间持枪武斗造成7人死亡,两派之争自然影响到溱潼中学高三班。可是像这个班后来这样团结,在全国罕见。王金钰班长,团支部书记严德明运动中虽经冲击,但不记前嫌,从大局出发,放眼未来,珍惜同学之间友谊。从多篇文章中我们读到,这个班同学毕业后走向社会,多年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团结友爱,处处都体现同窗情谊。毕业50周年聚会是一次同学情的喷涌,一批以王金钰、高泰东、王振汉等为代表的同学有相当的凝聚力,活动力。

4、高泰东是这个群体中志存高远,有追求,有毅力,有担当,出类拔萃的人。他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正如他的格言,“‘死路’一条,心无旁骛,或成胜景;活路多条,难以取舍,常成蹉跎”。他在职期间长期从事农作物保护,成为国家级推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退休后又是一位很有成就特立独行的作家,创作出版了《走近全球茶花王》《春联的故事》《佛缘姜堰人物》等5本文学著作。他善于发现和捕捉题材,原是很冷落没人写的,经他出手很新鲜。在泰州文艺界还发生有人夺高泰东创作成果的丑闻,他将官司一直打到省高院,总算找回了著作权,正了名。在动议写《1966年我们读高三》之前,高泰东因是高二适侄孙和在农业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又以笔杆子出名,成为高二适纪念馆聘用的最理想人选,并且许以不菲的报酬,实在是一件光鲜的工作。但他为了编著好这本书,婉言谢绝聘请。在书中,高泰东除了“写自己”,还写了同学23人,加上《前言》《后记》等,字数过半;他还给同学谋划出题,指导写作;帮助来稿从结构、语言、背景、情感等方面修改,字斟句酌。调查研究、挖掘材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幸亏高泰东搁过11年半扁担,吃得苦。他的人生战术是:用“笨”法,干“傻”事。即使对追记也是一丝不苟。他在《要“命”的一个字》(上下)中,为确保对逝者负责,怀着一颗对同学真挚和虔诚之心,调查去世王明礼同学的名字,到底是“理”还是“礼”时,居然调查翻阅了百年村史、王氏家谱,遍访了能找到的熟悉王明礼情况的人,因而获得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核准了名字。

还要特别提及的是,这本书也是一本优秀的散文集,美文比比皆是。编著者运用多种文学手法,质朴、乡土、生动、幽默、活泼,原生态地展示了里下河水乡的同窗风貌,文章自然天成,增加了本书的含金量。编著者高泰东对歌曲特有乐感,文中常常会恰到好处地抒情,比如,《我为抗日尼姑找法名》中,当花30年时间终于找到张甸镇高庄村,抗日时期佛前献鼎4000多斤造榴弹的癞和尚真名慧泉时,作者耳边立即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总是难忘陈校长》中,当回忆到母校组织上劳动课时,作者情不自禁道:“饥饿年代的母校俨然成了‘又学习来又劳动’的南泥湾”,每当读到这些地方,读者也自然地受到感染。他的情商特敏感,泪泉特丰盈,写作中常常被书中人物的命运牵动得泪流满面,因而也极易感动读者。此外,王金钰《一生不能忘怀的两个“妈妈”》主题开掘得深,人物境界高,动乱时代,人心不迷,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美好纯洁的心灵;严德明《喜鹊湖中挖泥记》,刘德仁《高考,他忘带准考证》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缪荣株  原载凤凰出版社《1966年我们读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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