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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敬神驱邪斋醮礼忏 到愉群乐众动感怡情

2012-6-1 14:54| 发布者: 泰州网| 查看: 4416

摘要: --泰州道教音乐溯源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史载:道教源巫术、秦汉两代为神仙方术,至东汉时期由张道陵(34-156)江苏丰县人。作道书24篇,自称“太清玄元”,教人悔过奉道,被道教徒尊为天师,世居 ...

--泰州道教音乐溯源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史载:道教源巫术、秦汉两代为神仙方术,至东汉时期由张道陵(34-156)江苏丰县人。作道书24篇,自称“太清玄元”,教人悔过奉道,被道教徒尊为天师,世居龙虎山,后裔承其道法皆称张天师。

    泰州在后汉神仙方术浒时期就建有“江海会祠”(在泓园旧址附近)为神家、道家、方士游息之所,是泰州域内道徒最早活动的聚集地。北宋以前,泰州道教界曾先后出现过“乐真人”(乐子长)、“王仙翁”(王冶)、“徐神翁”(徐守信)、“王妙行”、(白鹿女)等号称“海陵十仙”的著名道士和道姑。传说中,他们都在泰域内修**成而仙升上界。泰州道教鼎盛于宋代,衰微于晚清,各宫观道徒大部属江西龙虎山正一道派(即天师派),民间故事里,清初泰州宫姓望族与同期龙虎山张天师家结为儿女资亲家,以致泰州于清初时道教活动曾大行其道,盛极一时,泰州大姓俞锦泉家蓄有女昆部“俞氏家班”百余人、曾延清道家器乐名手向该家班女昆婢奴传习吹拉弹奏器乐的技艺。由此泰州道教音乐曲目中乃拥有了相当数量昆曲曲牌和昆剧剧目的完事套曲。昆曲自明初“洪武赶散”中由苏、杭一带罪民传入泰州地域。在鼎暑期但凡仕商富户中的头面人物,无不民喜好、谙熟昆腔为荣。及至后来昆曲流传渐入民间,如《山坡羊》、《柳青娘》、《耍孩儿》一类的曲牌,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能哼唱的曲目。泰州地域内的道教音乐,具有很大的特色,清末世居在泰州城区的殷实富户和盐商官僚阶层,每逢生辰喜庆,婚丧嫁娶及至烹茶钦酒,宴客消闲,都宴请道观中的名师或民间的名司鼓吹手,或集体开台或单独坐堂,进行合奏或独奏,为主家的斋醮、喜庆、宴钦、清赏活动添光增色,主人和宾客可凭各自喜爱提名点奏,从而使泰州道教音乐在玄妙庄严的律动里逐渗进了诸多世俗的清悠闲适余韵。在通常情况下,源于古代“巫以歌舞降神”为传统的道教音乐,原先只应民众信徒之召请,在诵**、做礼忏、做斋醮、放焰口时用器乐演奏营造神圣庄重的氛围,由于时过境迁,繁华不再,太西的科学精神逐渐为世人接纳,道徒们乃于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的无奈中,使道教音乐从娱神驱鬼至悦耳赏心地走向世俗,但同时也于逐渐里具有了泰州道教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泰州城区各宫观道士仅有42个。(至1982年再次调查时,只存19人,其中除7名老弱病残者外,余皆转业从事其它行业的服务活动)。当初,他们十分重视自己的内功修炼,对于传统的道家音乐差不多每个人都独具一项演奏专长,最负盛名的知音听众者,为北门外上真殿的住持王蕴卿(后传授给其第三代长孙王合焘)在老一辈的道士中,如:徐海珊、胡跃西、徐凤歧、吴承礼等都具有较高的音乐造诣和指挥演奏才能。

    据长期接触和研究泰州道教音乐的专家分析认为:泰州地道教音乐,从素材角度审视应有三个源头:

    (一) 自北宋以晚,道教音乐的正宗传统(其标题与曲目名称与全国各基本相同)如:《破阵子》、《将军令》、《得胜令》、《哪咤令》、《忒忒令》、《到春来》、《到秋来》、《行街四合》、(或叫‘四如意’)、《水龙吟》、《寄生草》、《耍孩儿》、《定风波》等(其中不管有吸取自南方昆曲曲牌旋律和苏北民间音乐曲调的旋律)。

    (二) 源自唐代教坊音乐,宋代诗词音乐。元、明、清三代杂剧与南方昆曲音乐中典型正统的各类耳能详的诗词曲牌。(特别是取自清初泰州“俞氏家班”的流传)如:《山坡羊》、《浪淘沙、《傍妆台》、《采莲子》、《朝天子》、《清平乐》、《醉花阴》、《西江月》、《惜分飞》、《诉衷情》、《相见欢》、《长相思》、《醉太平》、《鹊桥仙》、《虞美人》、《一剪梅》以及南昆套曲《回营打围》、《昭君和番》等。

    (三) 取自苏北民间流传广泛的俚曲小调,如:《梅花三弄》、《孟姜女》、《下盘棋》、《哭七七》、《叹五更》、《芦江怨》、《满江红》、《苏武牧羊》等。

    解放后,泰州道教音乐的第一次活动大约是49年3、4月间,其时,苏北行政公署刚成立不久,由行署文教处一位姓夏的文化干部邀集当时泰州业余音乐界的韩伯诗、赵绍伯、区显祖、张禹九、、王式曾、纪竹、徐源、王合焘、苏北生、肖仁等十数人集体研究决定:在城区立即组织动员起一支国乐演奏队伍,即日起到福音堂学两支新歌:一是《解放军进行曲》,二是《解放区的天》。在最初的两次集中学新曲和集体演奏练习中各宫观道士近40人,其余民是乐工(吹手)和业余民乐爱好者30余人,加上音乐界的专家里手,一支80余人的大型民族器乐演奏队伍从此组织建立,不久便服务于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欢送大军渡江”。当时,以一支80人的民族管弦乐队一路吹奏地走在人民子弟兵队列的前头,从泰州城区出发,一直把参加渡江作战的解放大军,欢送到几十里以外的口岸驻地,这实在是件极为光辉、极其荣耀又极为了不起的重大音乐活动。由于这次活动参加以道士的人数最多,且演奏水平也最高(除个别乐工如纪如竹外),帮了解这件事的人常常把这次活动误解为道教界所自发组织的一次音乐演奏,误以为是道教界解放伟业所重大贡献。(在这次欢送活动中,其实当以乐工马竹表现最为突出,从泰州出发后,他身背两只备用的唢呐,一路吹奏不停,到口岸心地又连续吹奏了好长时间,在摔净余留唾液时,发现唢呐管道内淤塞的全是鲜红的血。从此,纪竹吹唢呐的名声,也大振于海陵周围)。

    自1950年3月,由韩伯诗、王式曾、纪竹、徐源、王合焘、肖仁等发起正式建立泰州第一国乐队(以纪竹为队长、邀集民间乐工陈尧西、陈子登、章茂禁、潘涤尘等近40人)。第二国乐队(以徐源为队长召集徐海珊、胡跃西、沈国珍、王合焘、徐广生、吴承礼等40余位道教界人士)。两支乐队的队员开初都不识乐谱,他们在学习演奏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创作的新歌新曲时十分困难且进度缓慢,这是因为,在过去他们学习器乐演奏和练奏传统乐曲时(特别是道士们)全靠长辈们的口传心授、耳听、眼观,凭藉不断练习而逐渐熟记下的,每当在正式的场合演奏时,他们只能各自按自己的理解和熟悉程度混在集体里吹拉弹拨,其中不乏有南郭先生。在1949—1954年期间,泰州道教音乐在长期学习新曲,练习合奏的不断重复里,已逐步完成了从为神怪服务过渡到为政治活动、社会服务,从单纯为活动身手、消解闲忧归结于娱乐群众服务中心的重大进步改造过程。在泰州道教音乐活动开初兴盛的头4年中,步伐走得平稳从容,4年间除紧密配合建国初期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外,两个乐队的队员在韩伯诗、肖仁的长期教习训练下,全体成员都已能初识简谱,并按照乐谱准确无误地演奏各埋藏配合中心的与时代同步的新歌新曲,其间在1950年曾有过地次十分有影响的活动。是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教授一行六、七人慕名专程到泰州来录制第一、第二国乐队所演奏的传统道教音乐《傍妆台》,据来人介绍,他们一行是刚从无锡录完瞎子阿炳(华彦均)的《二泉映月》特地赶来泰州的,录完《傍妆台》他们还将前往潮州录制“潮汕音乐”。据他们所掌握的音乐讯息认为:当时,全国最规模的民间音乐演奏团体,就数泰州与潮州两地最负盛名,即便苏州、无锡诸地演奏“江南丝竹”的民间业余乐团,其组织规模和参演人数一时还无法与泰州、潮州相提并论……后来,中央电视台在此后的日子里,曾不断通过广播向全国听众播放过泰州道教与乐工所共同演奏的民族器乐曲《傍妆台》,并给泰州国乐队寄来88元录音费(在50年代初,88元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当每个成员分到这笔稿酬后,几乎就成了一生记忆里的头等大事)。接着,第二年中央广播乐园派专人来泰,吸纳纪竹去北京为该团专职唢呐演奏员,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派专人来泰邀请老道士胡跃西为该团三弦演奏员。纪、胡二人的上调北京,大大鼓舞了全体队员的学习活动情绪,以后两个乐队又先后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欢迎志愿军伤病员莅泰修养”、“庆祝公私合营”等诸项重大社会活动中相继立功。此后,不少队员为生计所迫,已逐渐对毫无补贴(吃饱了饭来为政治政治运动服务的频繁活动,产生了厌倦抵触情绪,起先只是个别人迟到缺席,逐渐就扩展成了多数的无奈选择)。到54年8月,两队来参加活动人数已剩头二十人,不得已乃停止了坚持6载的吹拉弹拨的道教音乐演奏活动。

    从1956年年初,全国各地不断有专家学者专程莅泰访问泰州国乐队的活动(外界不知有第一、第二国乐队区分)抑或来听演奏、抑或搞录音,这样又促使泰州文化馆对此项活动引起重视。除了给乐队成员的所补贴,乃将公演歌剧《刘胡兰》所得的收入拨出部分,分发给少数生活确有困难的成员,并规定:有队员每参加一次活动结后,每人发给两只“京江脐”(点心,每只三分钱)以稍稍平衡队员们因长期活动得不到报酬的心态。此后,便形成了泰州道教音乐活动的第二个高潮期,接着便筹备成立了两队合并的泰州国乐大队选纪竹为队长(其纪因其子体弱多病,主动辞掉中央广播乐团职务返泰。岂知纪刚被乐队选为队长不久,我省歌舞团又让泰州市文化局出面动员赴省团服务。经多次劝说,纪竹又二次离泰前往南京到江苏省歌舞团担任专职乐师),幸好在纪竹未去省歌舞团的前期,由韩伯诗、肖仁与之配合记录,超先整理出《国乐曲集》第一集(内用简谱记录有清代俞氏家班所藏昆剧曲《回营打围》与《昭君和番》及整套武场锣鼓打击乐曲谱),其古谱原为“工尺谱本”,其中缺损部分系从当时的知情老人们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按“彼唱我记”的原始方式得来,资料成稿后,只印成三十册,如今除市图书馆存留一份外,各参预工作的人员已很少存留至今的几乎都毁损于文革期中。自纪竹去南京后,此项工作交由文化馆另一名音乐工作者朱乔松继续向道教界徐源、徐海珊、吴承礼、沈国珍等个别采集记录整理,最后由肖仁审定,并续印了《国乐曲集》第二册(其中记录的乐曲除道教用于经诵、打醮的内容以外,另有几首是道士与乐工都熟悉并经常用于民间红白喜事和行街演奏的)。

    泰州的道教音乐由于很早就服务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服务于解放初期的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相对来说它的参演人数(其实还包括着部分民间乐工和业余演奏人员)有上百人之多,因此影响较大,从1949年初到1956年间全国著名音乐家专程莅泰采风录音,聆听和观看表演的就有:

    杨荫浏(中央音乐院教授)

    甘贡山(著名南昆曲研究专家)

    程茹辛(省歌舞团团长、文化厅副厅长)

    甘涛(二胡演奏家南师院教授)

    程午嘉(著名琵琶演奏家)

    石林(省音协主席作曲家)

    钟震名(著名二胡演奏家)

    刘炽(作曲家“一条大河波浪宽”作曲)

    张锐(著名二胡演奏家、前线歌团作曲家)

    谷建芬(作曲家)

    武俊达(省戏校副校长、作曲家)

    于会咏(作曲家)

    陈鹏年(作曲家、南艺院党委书记、院长、省音协主席)

    费克(著名作曲家、省歌舞团长)

    童祥岑(京剧表演艺术家)

    另有上海音乐院、上海歌剧院、上海京剧院、省歌舞剧团前线歌舞团中央人民广播台、上海电台、省电台都先后录过泰州道教演奏的大型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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